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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取消的航班》

文章很長,但很有價值,同學們請慢慢享用: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

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

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 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 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 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

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

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

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 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

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

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

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

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麼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

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 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名片上明明白白地寫著:約翰 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

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 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 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 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

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 吉布尼。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

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

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

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

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 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

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 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 波特。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

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

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 他搖頭。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

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

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

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

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

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

夢想家的邏輯

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他談比爾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

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

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

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

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

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

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

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

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 後來他過世了。我說。

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

他拿出手機,找出了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

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

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 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

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 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

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

中產階級的本色

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

約翰 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

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

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

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再看本傑明 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

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 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

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 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 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

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

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 說完,我樂,他也樂。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

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

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

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

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

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

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了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

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

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

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

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

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

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

我有點吃驚。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

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

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

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

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

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

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

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

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

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

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
於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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