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砂壺該是怎麼樣的土胎??」

擁有一把明代壺，是大多古壺玩家的夢想。但明壺量少且佳品甚稀，一把壺所費不貲。玩家除非對宜興壺系擁有足夠的了解與知見，否則，一時心動後貿然行動，美事常成憾事。十五年前王先生一千萬買下三把古壺的豪氣，雖一時傳為壺界美談，但發現真相後，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其實，古壺應以收藏古董心態來看待，畢竟60年一甲子才算「古」，何況除賞玩外還能使用的古董亦不多，宜興壺就是其中一種。既為古董，其應有文物系統相關特徵，藉由實物與文獻等可循的脈絡，提供玩家經由論證知辨，建立出一己知見，宜興壺自不例外。看到一把別人所謂的「明壺」，應先問己了解「明壺」特徵幾分，不懂不玩就不拿，既拿起就代表想懂略懂已懂，那輸贏就是一翻兩瞪眼了。宜興壺既為陶的一種，那溯本清源就該由胎土談起。

明砂壺該是怎麼樣的土胎??或許有人會拿個人、文物館或基金會藏品來說，這就是大彬器，這就是明砂壺，甚至拿個塗了髒髒泥漿的「紫砂罐」說它到「明」，試問何來看「明」??只由出土墓碑、河道或土層區塊位置判斷佐證，或許會過於盲目及被動，畢竟在20年前剛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文物價值的落差非今可想像，何況是最不受古玩界重視的宜壺呢。不過，近年來多位文物工作者的投入，藉由論證知辨，比對不同年代相關傳器與殘片(如羊角山窯址)，似乎對部分的出土件或傳世品，有新一番的認識與見解。雖然，出土(水)過程或許有人為之因素造成古宜壺資訊釐清上的雜音，但陶有胎土、工序、形制、風化，如同古瓷器的窯口、瓷胎、釉料、修整以及玉的玉質、工具、佈圖，在年代的鑑定上實可提供許多參考依據。再者，配合先人著述文獻，以及部分較無爭議的宜壺傳器，大致可略窺一二。

明朝提及宜興壺的史料與相關文獻，著名的不外乎是許次紓的「茶疏」（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撰于萬歷四十三年前後，1613年）以及周高起所著「陽羨茗壺系」（撰于崇禎十三年前後，1640年）。其中，「陽羨茗壺系」為大家較為耳熟的宜興壺經典文史資料，其有系統地描述宜壺自明中期濫觴至明末的發展與傳承；而「茶疏」及「梅花草堂筆談」雖非專為紀錄宜興壺的文典，但對時大彬作品形制風格與時代的藝術價值多有描述，且付梓年代接近大彬活躍時期，實有參考價值。

許次紓「茶疏」一書成文最早，其『甌注』篇對當時宜興壺用土與燒窯特徵實有適切的描述。今摘錄精準提及宜興壺文章段落如附：「…往時龔春茶壺，近日時彬所製，大為時人寶惜。蓋皆以粗砂製之，正取砂無土氣耳。隨手造作，頗極精工，顧燒時必須為力極足，方可出窯。然火候少過，壺又多碎壞者，以是益加貴重。火力不到者，如以生砂注水，土氣滿鼻，不中用也。較之錫器，尚減三分。砂性微滲，又不用油，香不竄發，易冷易餿，僅堪供玩耳。其餘細砂，及造自他匠手者，質惡製劣，尤有土氣，絕能敗味，勿用勿用。」上文中，許次紓以「近日」時大彬製壺為「時人」寶惜，壺拙推論時大彬活躍期應始於萬歷二十年前後（1592年前後），此文提及四項明代時大彬壺特徵，對鑑定「時壺」頗具參考依據:

1. 砂胎非泥狀--
「….皆以粗砂製之，正取砂無土氣耳…」，此文與皆可相呼應
大彬壺當時即很貴重--「時彬所製，大為時人寶惜」一語與張大復於『梅花草堂筆談』所言，當時萬歷文人雅士即視大彬壺為「名窯寶刀」幾不可得，頗為一致。明末文人雅士一提大彬傳器

2. 大彬期燒窯難控制--
『甌注』一文約有一半篇幅提及當時燒窯「火候」，「窯燒」必須極為專注，方可順利成型出窯；否則，「火候」稍為過鉅，壺又多碎裂損壞，顯示「火候」仍是大彬時期掌握宜壺成形最大的風險因素。其成型窯火控制較宜興窯當時盆缽罐類等難以控制。換言之，與大彬同期壺品應有為數不少欠溫壺，當時壺手對窯燒仍欠心法。

3.大彬同期製壺能手少--
『…其餘細砂，及造自他匠手者，質惡製劣，尤有土氣，絕能敗味，勿用勿用』。明張大復於「梅花草堂筆談」卷十三『時大彬』亦提及「黃商隱曰，時氏之埴，出火得八九焉。今不能得二三，蓋壺去之矣….」，兩者對時壺製作窯燒之精良，皆給予極為正面的評價。換言之，與大彬同期壺品應有為數不少欠溫壺，當時壺手對取土、製壺、窯燒仍欠心法，這應該也是當時大彬可獨步當時，成為明代第一把壺手之要點。

再者，觀察周高起所著「陽羨茗壺系」對時大彬、徐友泉壺品、泥色等特徵描述多寡的差異，亦顯露些許端倪。該文中對「時大彬壺」描述避重就輕，僅以「淘土或雜砂土，諸款具足，諸土色亦具足，…」概略帶過，與描述徐友泉那段壺品泥色之文，「…變化式土，仿古尊礨諸器，配合土色所宜，畢智窮工，移人心目。予嘗博考厥製，有漢方扁觶、小雲雷、提梁卣、蕉葉、蓮方、菱花、鵝蛋、分襠索耳、美人、垂蓮、大頂蓮、一回角、六子諸款。泥色有海棠紅、朱砂紫、定窯白、冷金黃、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黃、閃色、梨皮諸名。種種變異，妙出心裁。」，精細程度差異頗大。「陽羨茗壺系」上述文章亦顯示當時周高起即對時壺辨識與認知的信心度不足，與張大復於「梅花草堂筆談」提及大彬壺真品「平平耳」，但明末時壺仿品亦已不少，文人雅士即視為「名窯寶刀」幾不可得的論述有相呼應之處。其實，「陽羨茗壺系」一文已透露，由大彬至友泉的宜壺正傳一脈，對宜壺胎土傳承由單純正取砂至多元攙砂及配土演變上的合理性。

【評現今公認三件時大彬壺】
古宜壺領域量少狹隘，藏玩之際，非誰眼光或單位可斷代保證，但藉由前述先人史料與文獻分析，配合實器多重比對來論證知辨，常會有所發現。分析現今公認三件時大彬壺---盧氏墓（萬曆38年墓葬，1610年）三足蓋壺、曹氏墓六方壺（萬曆44年墓葬，1616年）、華氏墓（萬曆47年墓葬，1619年）如意蓋大彬三足壺特徵，許多專家學者提過這三件墓葬出土博館藏器皆認屬到代，但壺拙看法並非如此。畢竟，工藝的傳承是循序漸進的，以民智未開的四百年前中國社會當時，大彬對壺的修整工序應不會有如此大的變化。華氏如意蓋大彬三足壺的蓋緣、口緣、過於平整精緻，三足弧度、壺把接點修整，不像初脫離「草創期」應有的宜壺工法；盧氏三足蓋壺壺型亦有如此特徵，特別是那修整過於精細的鼎足蓋紐，但胎土是嫩泥攙砂(明末至清初)無誤；相較之下，曹氏六方壺的蓋鈕、壺嘴流以及桶身接胚線粗曠帶著壺手用心的細膩。最大的差異是在土胎，曹氏六方壺與吳經墓（嘉靖十二年墓葬，1533年）出土的提樑壺皆屬砂胎，頗為吻合且胎土為正砂窯燒後氧化鐵自然的紅胎。另兩者已屬嫩泥朱砂胎及紫泥參砂，若與許次紓「茶疏」所言時大彬壺「皆以粗砂製之，正取砂無土氣耳…」，曹氏六方壺與吳經墓提樑壺較相符，且其墓葬情形，該壺成型年代甚可上推20-30年，約莫是1580-1590年前後，與大彬活躍年代接近。另盧氏墓胎土似已過於精細且已傪砂，與「茶疏」所言時壺應為粗砂及正取砂的描述頗為不同。

宋伯胤先生於「紫砂苑學步」一書中「紫砂歷史上的新證據」一文提及吳經墓（嘉靖十二年，1533年）出土的砂胎提樑壺，定義為「前時大彬期」標準器，另將「曹氏墓」所出土的大彬六角砂壺，定義為「時大彬型」標準傳器，壺拙頗為認同。前者除器形大較像煮水(茶)器外，胎土屬砂胎，但質地較一般宜興窯陶缸為細，胎土鐵含量高，顆粒感明顯，壺表面有飛缸淚釉。後者伴隨「曹氏墓」地契劵所出土，其外觀粉胎(因欠溫)，但質地實屬砂胎，器型雖乍看粗曠，但方圓之間卻存有細緻的工藝水平，與明末「陽羨茗壺錄」提及徐友泉晚年恆自嘆日︰「吾之精，終不及時(大彬)之粗」有同工異曲之處。反觀，盧氏、華氏墓出土的大彬壺，非時大彬當代製壺風格與工序。盧氏墓出土的大彬三足蓋壺，到溫朱砂胎，胎土已精練，尤其壺蓋三足與蓋緣接點工序修整的精緻程度，實為明萬歷後人所作，落以「時大彬製」款，此與「陽羨茗壺系」一文提及大彬晚年曾於仲芳佳品上落己款可相互印證。反觀，華氏墓出土的大彬壺，其胎土中攙熟砂顆粒泛白，且工序與壺拙對明代壺的認識有落差。
文物愛好者，常因一己所藏所思而有所好。但鑑定文物，必須跳脫個人主觀意念，配合當時的人事物等客觀條件，給予正確的評斷。藏玩古壺亦是如此，玩家即使過度臆想大彬活到清初，意義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