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鷺鷥

這是老班章麻雀變鳳凰的故事 ---



搬出老班章

老班章的茶树在村民不理不睬的态度下逆势生长，这主要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老班章村位于海拔1700米的布朗山区。冰川纪，青藏高原挡住了寒流，



让这里成为了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是长在这里。

茶树的繁荣并未给他们带去财富，这种环境反倒限制了别的农作物的生长，

给村民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困难。老班章村的土地很难种植别的物种，就连水田的产量也不高。

这里5亩田的产量，还不如跟老班章相隔25公里的老曼娥村一亩水田的产量。

在这种环境下，吃不饱饭是村民的常态。于是，逃离老班章成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



现在的衛東村，以及新班章村都是由老班章村民搬过去后建设的村庄。

当时，在没找到合适地方搬离之前，老班章的多数村民只得到周边稍稍偏远些的荒地上开荒，

种点土豆，以及水稻等农作物填肚子。杨衛华的爷爷便是开荒者之一。

1965年，经多年经营，此地逐渐繁荣，农作物产量也比老班章高得多，



杨衛华的爷爷便和其余60户人家商量，干脆搬了过去，不再回老班章。

日后，这里为仍居住在老班章的很多村民解决了吃饭问题。

刚搬到这里时，村庄取名勐囡。一年后，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




这里的村民为了表达他们誓死效忠毛主席的决心，便改名为卫东村。

虽然与卫东村仅隔20公里，老班章村民得知文革时，这场运动已进入尾声。

如今，这些村庄的村民家里仍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有些甚至还把瓷砖烧制的画像贴在墙上。



看到这个场景，我仿佛穿越到了90年代中期。那时，这种画像在我生活的小县城——瑞昌非常流行，

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挂在厅堂的正墙。“你们拜佛，我们拜毛主席，都是一样的道理。”当地一位村民说。



搬到卫东村头几年，在茶叶采摘季，杨卫东的爷爷还常带村民回老班章采茶。

“那时刚搬到卫东村，自己在这边种的茶树还没长起来，空闲时就回老班章采茶自己喝，有多的再拿出去卖。

”杨卫华说。

回去摘茶叶的还有新班章的村民，他们比卫东村更早建村。

他们在新村庄种的茶树长起来后，就很少回老班章了。倒是留在老班章的亲戚常去卫东村或新班章村串门，

讨粮食吃。因为路途遥远，又无人愿意打理，搬出老班章村的人就把茶园送给了村集体。



当初，老班章的祖先搬到这块土地居住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辛苦争来的土地，子孙会因贫穷而逃离。

今日老班章村所在地，是现老曼峨寨布朗族先民世居辖地。

白鷺鷥

喝茶是信仰

愛茶是皈依



做茶是修煉

賣茶是功德



四年來

老班章茶價貴了⋯⋯

上山有時還要得⋯⋯ 放下⋯⋯

人性上、心理上的磨練⋯⋯





去年和今年間鮮葉單價的落差⋯⋯

做或不做？總是在矛盾和利益算計中⋯⋯



是的



一心不二，不忘初心堅持純料⋯⋯

不想計較也不管有沒有人要  ----



既然

皈依在老班章大自然森林間⋯⋯



古樹上肥吱吱、綠油油的春芽⋯⋯

難得



老天爺—恩賜人類的自然佳茗⋯⋯

怎會錯過與老班章每季的約定⋯⋯

老古樹純料的口感深韻棉蜜、細緻⋯⋯



得天獨厚混然天成的原始山林生態⋯⋯

似乎

已臣服拜倒在老班章大樹的蓮足下⋯⋯



剛開姶學喝茶喜歡易武茶⋯⋯

天天喝易武承襲老茶人的信仰⋯⋯



也親自上了易武山親自去做茶⋯⋯

由於

地理環境、磁場不同茶性也不同⋯⋯

人文歷史複雜性、長年過度的開採 --



我發現它沒有老班章的巧味⋯⋯

更沒有老班章的雍容大器⋯⋯



走出

迷失去品賞別人喜歡的品味⋯⋯



不如

選擇去相信⋯ 自身經歷的信仰⋯⋯

各座山頭比了再比喝了再喝 -----



我真的喜歡純料的老班章 ----

清純調性、多元饒富的潔浄⋯⋯



讓人忘卻人間煩惱的香氣 ---

令人纏綿在山谷森林間的禪味 ---

白鷺鷥

1476年，老班章村的哈尼族先祖——爱伲人，從毗鄰的格朗和山遷至此。

他们为了能在这里长久生存下去，便向老曼娥寨布朗先人请求，

把老班章村周边的山地、林木、田壩及漫山遍野且已有数百年树龄的大树茶一并给他们。

慷慨的布朗先人如数答应 -----



后来，老班章爱伲人为了感谢布朗先人，每年岁末都会向老曼娥寨进贡谷种及牲畜，

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90年代末才结束。“那时候人口少，田地又多，

大家都够吃。”杨卫华说，后来，人丁兴旺，田地根本不够分，



一些敢面对现实生活的人才开始寻求往外面居住，先后经历过两次人口迁出。

未迁出的李开华，依然记得去卫东村亲戚家讨粮食的情况。




虽然老班章离卫东村只有 20公里路程，但他每次都要走一天。“都是山路，

很难见得到人。”李开华说，每次串门就带点茶叶，



回来就可从亲戚家带一小袋大米。他基本上每两个月就要跑一趟卫东村。

搬到卫东村、新班章村“可以吃饱饭”的消息传到老班章后，留守村中的人非常羡慕，

包括李开华在内的多数村民在断粮的情况下，都会跑到这两个村庄討糧。

以至于李开华他们都想搬离老班章。



最终，李开华还是放弃了。他觉得，先前搬过去的人早已站稳脚根，

而自己过去却只能从头开始，“还不如守在老村里等机会。”

白鷺鷥

通 往 山 外 的 路

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当村民们得知文革时，已是1974年，革命已近尾声。

为了跟上潮流，他们在村里也搞起大批判，但形式却没有外面世界的那么激烈。

他们把一个此前是地主的人拉出来，让他写了一封检讨书交给村委，然后就放回家了。



“当时村里人以为这就很厉害了。”李开华说。

村庄的节奏比外面的世界总是慢了半拍。老班章村民也想让村里跟外面世界接轨，

把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6年，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可村里得到这个消息已是两年之后，这个村庄仍在继续文化大革命，依然批斗那些前地主。

直到有一天，老班章的村民才从来自卫东村的亲戚口中得知，

原来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这才明白，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这一次，这些从来没有出过大山的老班章人，终于超过了中国的節奏。

1981年，在村民的要求下，他们开始把茶园以及田地分到各户。

杨政民说，那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小岗村。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集体的时候，村民的积极性太低了，

种的粮食又吃不饱，大家都觉得应该自己干自己的。”杨政民说。



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

才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建国5年后，布朗山乡政府成立，老班章归其管辖，但因山路遥远，



政府人员除了送毛主席画像，基本不到村里。

杨政民说，这倒给了老班章村民一个自治的机会。

白鷺鷥

幸 好

他们不知道分田到户的危险。“如果知道这样做要坐牢，

谁願意冒这个险啊，就算饿死，也得跟着吃大锅饭。”杨政民说。

分田到户后，老班章村民种農活的稱職性明顯提高。1980年代末，



这个村庄的民眾终于脱离饥饿。如果天公作美，他们种的粮食刚好可以解决自己的温饱。

但茶树上的葉子依然不值钱。当时的中国，可口可樂才是一种讓城市人着迷的饮品。

10年前，中美建交3个小时后，可口可乐宣布进入中国市场，



之后的第三个星期，第一批可口可乐产品从香港经广州运到了北京。

为了庆祝粮食丰收，他们在老班章村的空地上跳了一整夜的哈伲族舞。

但他们的命运，仍像在茶树上随风飘动的叶子，不可掌控。“那时候真不想别的，



能吃饱饭就好了。”杨政民说，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结束了爱伲人世代狩獵的日子。

“那时候田地很远，我去趟我家的田要走13公里，要走3个小时才到，

一般男子走路快的话要两个半小时才到田地。当时我们种田的时候 --



鸡一叫就爬起来，天亮就到田里，那时候真辛苦。”

解决温饱后，老班章村民开始不满足黑暗的生活，寻求光明。1992年，

老班章村倡導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原始森林中的羊肠小道，



将几百根水泥电杆抬上布朗山，终结了世代靠火塘和松脂照明的黑暗。

“要致富，先修路。

”“养两个娃，不如养一头猪。”此后，这种白底黑字的宣传标语，



在中国乡村的墙上随处可见。

10 年 后

有了光明的老班章村民开始谋求打通跟外面世界联通的道路。

此时，杨政民已是老班章村的副書记。“我们村也要改革开放。”但显然，



老班章人执行了标语的第一条，抛弃了第二条。在这个村庄，超生成了常态。

4月15日，在下山的路上，杨文指着波浪式的山路说，

“这些都是我们当年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

他觉得，现在的路已经算得上历史上最好的了。



尽管依然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当 时

路修到一半，挖到了石头山，用锄头已经很难挖下去了，

村民们垂头丧气。杨政民带着两个村民找到县政府。此时，



他们正趕上了政府鼓励在乡村修建公路。

2003年

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建设工程，

準備修建近二十万公里的乡村公路。这个数字，

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中国在乡村修建的公路里程的总和。



勐海县政府接着老班章村民挖不动的路继续修下去，

让这个村庄结束了与世隔绝的日子，

也让外地人和老班章人重新认识了茶树上的那些叶子。



“突然发现，树上长的哪是叶子啊，都是钱。”杨政民说。

长 钱 的 茶 树

白鷺鷥

心 在 那 裡





你 喫 茶 的 高 度 就 在 那 裡 ---




一個人去買碗，他順手拿起一只碗，然后依次與其它碗輕輕碰擊 ----

碗與碗之間相碰時立即發出沈悶、渾濁的聲響，他失望地摇摇頭 -----

然后再去試下一個碗...他几乎挑遍了店里所有的碗，竟然没有一只滿意的 ---



就連老闆挑出的自認為是店里碗中精品也被他搖著頭失望地放回去了----
     
老闆很是納悶，問他老是拿手中的這只碗去碰别的碗是什麼意思？
      
他告訴老闆挑碗的決竅，當一只碗與另一只碗輕輕碰撞時 -----



發出清脆、悦耳聲響的，一定是只好碗 -----
     
老闆恍然大悟，拿起一只碗遞给他 ----

笑着說：你拿這碗去試試，保証你能挑中自己心愛的碗 ------
      
他半信半疑地依言行事。奇怪！他手裡拿着的每一只碗 ----



都在輕輕碰撞下發出清脆的音響，他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就問老闆 ----
   
老闆解釋，道理很簡單，你剛才拿來試碗的那只碗本身就是一只次級品 ---

你用它試碗那聲音必然渾濁，你想得到一只好碗，首先要保証自己拿的那只也是只好碗 ----
     
找茶的過程也如同選碗，只有建立了標準，才能去發現和收獲 ---



為什麼每年要親臨茶山找茶的原因 ----

面對古樹新茶我必需是那 1 只 --- 好 碗

買茶做人皆如是 --

做最好的自己 --

才能碰撞出最好的 緣份 -----

白鷺鷥

長 錢 的 茶 树

村里修通公路的头一年，在收购站上班的白新文（音）找到杨政民，

希望他能单独做点茶叶出来。

“只要做出品质，他给我14块钱一公斤。”杨政民说，他樂得不行，



当时的茶叶送到收购站每公斤最贵只能卖6元。

白新文要了10公斤，但杨政民为了茶叶的质量，只做了5公斤。

这个茶叶作为样品带到了广东。当时杨政民拿到了70块钱，



这对于年收入不足一千块钱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广东老板喝完老班章的茶后，大喜，便再向白新文要茶。

随后，白新文以每公斤20块钱的价格向杨政民要了15公斤茶叶。

2003年，已从村委副书记改任副主任的杨政民辞掉工作，专心为白新文做茶。



2004年，当杨卫华到老班章收购茶叶时，价格每公斤已涨到40元。

这年开始，老班章村里开始陆续出现陌生人。“那些广东商人自己到村里来收购了。

”杨政民说，村民们意识到茶叶没有那么廉价后，

不再主动把茶叶送往收购点，而是留在家里，等待客商上门来收。



收购站的人意识到危机，也开始主动上门服务，跟广东商人竞价。

此时的村民基本没有市场意识，一般都是客商出多少钱他们就认多少钱。

有一次，一客商到杨文家里收茶叶，愿意以每公斤60元的价格收购。杨文听后，



把自己恨得咬牙切齿。就在20分钟前，他把茶叶以每公斤40元都给了收购站。

当时他还觉得走了好运，一转身，却没想，收入少了好几百块钱。

80，120，150，180，200。当年底，老班章的茶叶以这样的速度涨到了200元一公斤。

且那时候，还没有大树茶和小树茶之分。

上山的外来人越来越多，村里人也开始下山消费。他们買回来的多数是手机，



虽然那时村里还没有信号，但都喜欢把手机别在腰上。村民们对另外一种商品——

保险柜的需求也很大，因为去县城存钱不方便，村民多数把钱放在家里。

在信用社上班的杨春平做了一个统计，老班章村一年的流动资金有一個億。



于是，他开始游说村民把钱存到他所在的信用社。

一开始，没有村民理他。“他们都觉得把钱放银行里不安全，



他们还是习惯了那种原来的生活，什么都用现金。”杨春平说。

慢慢地，杨春平的一些亲戚答应可以试试。当亲戚把这些钱拿到信用社时，

杨春平闻到一股霉味，摸上去粘粘的，放到数钞机上，这些钱无法通过。

他只得让亲戚拿着吹风机，把钱吹干再存。



后来，再去存钱的人都知道，在家把钱晒干了再去县城。2013年底，

农村信用社在老班章开了第一个村级银行。仅仅4个月时间，银行的存款额就达到了四千多万。

白鷺鷥

随着时间的流转，祖先留下来的茶树成了他们现在的财富。

老班章人开始善待茶树，每年都会给茶园松两次土，除草、剪枝更是经常。

茶叶成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此时，新班章的人开始回到老班章，


新班章寨子

向村委会负责人索要之前送给村里的茶园。“有利益了嘛，他们当然就想要回去了。

”杨政民说

但老班章村民没有人愿意让出分到手的茶园。“隔了那么多年，要不是我们每年去除草，

茶树早死了，现在可以賣钱了，他们就想到茶园了，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啊。”老班章一村民说。

几个村庄的村民都沾亲带故，他们也不好意思把事情闹得太僵，几次温和的讨要無結果后


新班章寨子

，新班章人只得放弃。卫东村在后面见机行事，见新班章人维权无果，

也不好意思向老班章村委开口。如今，一些村民仍在私下说，

老班章人卖的是他们的茶叶，花的是他们的钱。说这话时，村民脸上带着羡慕。






200、300、400、600、1200……老班章茶一路上涨，疯狂到了2007年。

唐海滨是一家茶厂的副总经理，他记得，当时山上的村民还只习惯用现金交易，

他有次上山，带了3000万现金，装了几个蛇皮袋。

这些钱的一部分最终又通过那条路，回流到县城。

城里人对老班章村有诸多抱怨，

他们觉得老班章人把城里物价抬上去了。“他们进家电城，

就跟进了菜市场一样，什么都不讲价，拉一车就回了。”

老班章村民也不知道茶叶到底值多少钱，他们只知道，他们睡一觉起来，

价格又涨了。他们觉得不管喊多少价，都会有人要。“那一年真是疯了，



外地来收茶的人见茶就要，不僅是老班章，别的普洱茶也是翻倍地涨价。”杨卫华说。

在这样的情势下，村民们也学会了随口喊价。有次，北京来的一个茶商向杨政民買茶，



杨要1200元一公斤，但茶商只愿出1000元。交易失败，北京茶商走后不久，

杨政民转身又遇一茶商，他喊1400元一公斤，茶商头也不回，从随身带的袋子里拿出十几叠钱，数给了他。

杨政民拿着钱，还没回过神，茶商就走了。他觉得跟做梦一样，甚至怀疑“那人到底是不是傻子”。

部分村民在利益面前开始变得不诚实。在老班章村，我碰到一位东莞茶商，

他只准备在山上看看，不買茶叶。2007年，这位茶商在当地收了7户村民的纯料茶叶，

回到东莞后却发现，只有两家是纯的，其余5家掺杂了别的次品毛料。



这一年，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

不僅本村人，外村人也瞄准了老班章。一位外村人趁着夜色，通过山道，

把两袋台树茶拖到老班章，第二天一早，以每公斤12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茶商。

当时，这种台树茶最多值200元一公斤。

这种事情终被发现，村民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需要自己来保护。

他们便商量，每两户一天轮流在进村的唯一一个路口把守，不允许任何人带茶叶进村。

另外，本村村民也不得作假，一经发现，5年内的茶叶收入要充公。

就在老班章村民着急“钱怎么花”的时候，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引爆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这场危机完全失控。包括老班章在内的普洱茶，应声下跌。

普通普洱茶跌回十几块钱一公斤，老班章则跌回2005年的价格——400元一公斤。

很多还未来得及把手中的茶叶出手的茶商在这波投资中倾家荡产。

黄宏宽在勐海经营一个茶厂，他1000万买进来的茶叶，最后100万就转给了别人。

他最终还是扛了下来，“扛不下来的，就跳楼了，勐海就有好几个。”

老班章村民的情绪也不太稳定，他们担心，“以后谁还会上山买我们的茶叶？



”村民减少了去勐海县城的次数，“把钱存着过日子。”

当年11月，国务院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意在提振中国经济。此时，

一家茶厂进驻老班章，建立茶叶基地，愿意跟村民建立长期合

白鷺鷥

中国经济在“兴奋剂”中一路高企，老班章的价格在这种趋势下，逐渐回暖。

杨政民和许多村民一样，觉得有救了，纷纷与这家茶厂签订了合作合同。



“不用愁了，鲜叶摘下来就卖给他们。”杨政民说。

儘管老班章村民很努力地采摘茶叶，盡量可能不抛棄任何一片可以用水来泡的叶子，

但老班章茶叶的产量跟市场销售的数量永远不成正比。一位知情者说，



老班章每年的产量为20吨左右，但在市场上销售的遠遠超过了幾百、千噸。

这致很多人真假颠倒。杨卫华说，前年，一位上海商人向他要10公斤老班章，

他特意去了村里一趟，给上海商人寄了过去。却没想，上海商人喝完后，



给他回电话说，“兄弟，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以前喝过的老班章不是这个味。”

杨卫华把钱退给商人，让他把茶叶寄回来，挂电话后，他再也不联系这个商人了。

“喝了一辈子假茶，喝到真的，就以为是假的了。”

忧伤的年轻人



在古树茶价格上扬之时，杨政民庆幸自己在2000年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那年勐海县政府决定，为了提高茶叶的产量，通过行政命令讓茶農对茶树進行低改。

“就是把大茶树砍掉，让它重新长枝發牙，这样茶叶的产量就会多出很多。



”杨政民这样解释低改。

为了鼓励茶农积极性，县茶叶办的人允诺村民，只要参加低改，每家可得一袋化肥。

茶葉農改的人雇了十多辆摩托车，把化肥送到老班章，杨政民坚决不同意，

村民也没一人願参加低改。茶叶办的人气得連化肥都不要，转身就下山了。

“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随便砍。”



在老班章人拒绝低改时，附近几个村庄的人正在积极地响应政府号召。

老曼娥村就是其中之一。“老班章的古茶树都是我们的先人留给他们的，

我们要是那时候不砍，我们的茶叶肯定比他们卖得贵。”老曼娥村民玉光先说。



“这个政策，在只讲茶叶产量的时候，是很正确的。

”回过头看当时的低改，勐海县茶叶研究所一工作人员说。

“老班章当时之所以没砍，就是因为他们太懒了，茶叶不值钱，他们觉得劳动付出不值得。”

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没想，这种懒为老班章日后種下了巨额的财富。



在这种财富还没有套现为人民币之前，老班章的女孩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

她们通过村庄那条修好不久的泥巴路，背着行李，奔赴东莞打工。

她们再也不甘心複制长辈们的生活——守在村庄，



然后等到待嫁之时找个村里的适龄男青年结婚。在通往山外的路修通之前，

老班章村的男男女女基本都是村里通婚。“外村的女孩子不愿意嫁进来，嫌太窮了，村里的女孩子又出不去。

”杨政民说。

小诺（应采访者要求用化名）是老班章村外出打工最早的一批女孩子之一。

她坦承，外出打工就是寻找离开村庄的机会。人潮中，她期望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在工廠里，她认识了一个湖南男孩，嫁了过去。那时，小诺心里窃喜，



终于可以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至少可以比村里好。”在随后的几年里，

小诺也未带着老公回老班章。那几年里，村里外出打工的女孩基本没有再回到村里。

村里的男孩则遵从父辈继家守业的传统，只得在村中从少年熬成白头。



大量的女孩外出，導致村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因此村中至少有10年没有办过结婚喜事，直接导致村小学招不到生源而关闭。

这一切问题都在茶树上的叶子套现后迎刃而解。

2009年初，老班章茶叶价格开始第二輪疯狂，回到两年前的水平。



随后，

从来没带老公回过老班章的小诺，带着老公回来了。

她发现，只有回到老班章，才可以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凭着家族关系，小诺和老公在村里开了一家餐馆——只有4张木桌子。

如今，这个村庄总共有了4家餐馆。顾客主要来自于村民。

杨政民说，村民富起来后，很多人图方便，就直接叫餐馆送餐。



现在年轻的女孩，没人再像小诺一样，去外面改变自己了。

她们只想在村里找个好对象。“嫁到外面去，嫁人家太穷，

没条件比村里好的，她们不愿嫁，比村里条件好的，又没人愿娶她们。

”一村民说。

有条件后，村里的男人不再愿意娶本村女人，他们大多以娶外村的女人为荣。

“现在大家都比着，觉得把外面的女人接进村了，就是有面子。



”杨政民说，如此，导致村里开始出现大龄剩女。

10年無喜事后，如今迎来了娶親潮。杨政民说，最近几年，他每个月都要喝一次喜酒。

当年，村里两个30岁还娶不到老婆的人，在他们40岁之时，各自把外村的姑娘接进了家。

“这几年结婚的，30岁上下年纪的人多一些。”

白鷺鷥

村民们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住上楼房。2009年，它村成了一个大的建筑工地。

政府为了体现老班章的富裕，特意为老班章的新建设规划了一番。



村民们终究觉得他们的效率太低，等不及，各自建房。

“规划还没下来，就有人开始建了，有一家建了，后面的人都跟着建了。”杨政民说。



如今，村里的别墅，越野汽车，城里的商品房，成了老班章每户人家的标配。

“都是一次性汇钱买的，没有人会去贷款。”

村里的年轻人更多喜欢追求身体上的刺激。



一位常到老班章做生意的茶商说，有一次，村里一个年轻人为招待朋友，

把他们请到县城一家宾馆，然后端出一盘小麻。

2007年后，布朗山派出所每年都要到老班章为年轻的村民做一次尿检。



第一次，查出了5位青年跟毒品有染，年龄均在16岁左右。

老班章一村民把这视为父母对孩子太宠爱了。



他甚至觉得父母给孩子的零花钱多得太过分了。

“他们总觉得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